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义乌关键一招
总结义乌经验，也是奏响再次出发的号角。高速发展的义乌，当时正面临种种体制机制约束。
2006年初，距春节不到10天，下午4时45分，伊朗商人阿里脚步匆匆，挤进中国人民银行义乌支行办公楼。临近下班，里面还有不少外国商人，他们都想在商贸城休市前，紧急兑付货款。
此时的中国外汇管制严格。义乌又只是县级市，非居民外汇使用必须从银行过账，做一次生意，就得跑一回银行，大家深受困扰。
数据显示，2005年，义乌国际贸易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额。和阿里一样常驻义乌的外商，已有8000多人。光境外企业经批准登记设立的办事处（代表处），就有近600家。
但从外汇管理，到外资企业登记，县级市要么没权限，要么权限不足。
时任义乌市工商管理局工作人员黄松宜说，比如登记外企常驻代表机构，外商得去杭州。顺利的，一次审批通过，预计半个月；材料不全，退回重办的，可能一两个月。
由于办事不便，“黑中介”冒了出来，外贸公司“卷外汇跑路”的事也有。一些受骗的外商，气愤之下常到市政府“讨说法”。
一次，非洲商人维基被骗了50万元订金，情急之下，他带着4名老乡，“组团”出现在义乌市信访办门口。
最终，经过几番辗转，市信访办联系公安，多方协助找到了代理的外贸公司负责人，找回了钱。
时任义乌市委领导到省里汇报情况，还不胜唏嘘地说：“义乌外商‘入乡随俗’，都会上访了！”玩笑话里，是实打实的难。
同一时期，本地企业也纷纷诉苦：县级金融机构审批的信贷发放额度最高200万元，还不能多次申请。一边是扩产增效时不我待，一边是民间借贷高额利息，企业主急如热锅上的蚂蚁。
干部在抱怨：“机构按60万人口规模编制，怎么服务150多万常住人口？”
居民也不满：“上车牌、考驾照都要去53公里外的金华，真误事！”
专家一语道破：县级政府管理权限，已经跟不上义乌经济社会发展速度。他们将这一局面形象描述为“桌子底下放风筝”。
对义乌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瓶颈，习近平同志也很清楚。
他曾生动形象地打过比方：小孩子成长太快，而衣服太小，得“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”。
2005年11月，习近平同志批示，针对义乌超常规快速发展中出现的一些情况，要求省有关部门派出调查组，研究进一步推动义乌发展的政策。
不久后，省领导带队，组织多个省直部门人员，深入义乌调研。呈给省委、省政府主要负责人的报告中，他们表示：改革势在必行。
具体怎么改？大家却持不同意见。
有人主张“升格”：“常住人口超过150万，义乌和一个地级市有何差别？”
有人反对：“GDP刚破300亿元，实力还差点。”
有人建议“一碗水端平”：“诸暨、慈溪这些强县要一起改。”
最终，在习近平同志亲自推动下，2006年11月14日，浙江省委办公厅、省政府办公厅下发《关于开展扩大义乌市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改革试点工作的若干意见》，对义乌实行史无前例的扩权。
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，浙江继1992年、1997年、2002年之后开展的第四轮经济强县扩权改革。
试点，仅义乌一家。
“良机！”时任义乌市委常委、宣传部长陈秀仙，用一个词形容当时的心情。
她回忆，当晚市里召开干部大会。市领导传达精神，话越说越快，声调越说越高。台下很安静，只有大家记笔记的沙沙声，脸上是共同的、终于可以放开手脚的笑意。
会议晚上9时结束，每只茶杯都还满满当当，没人顾得上喝水。散场的脚步，不是奔着家，而是向着各自单位。
整理材料、梳理政策、讨论方案。第二天清早，一双双带着红血丝的眼睛汇聚在市委大院。有人把不准，来问意见；有人行动快，已坐着公务车奔向杭州。他们要赶在上班前到达，与主管部门对接具体事项。
改革直面问题，推进自不容易。比如，管理权限下放了，行政事业收费权放不放？金华市级财政缺口，怎么补？
“光省领导主持的推进会，就有3次。”据义乌市委办梳理的资料，2007年3月，历经3个多月协调对接，省政府办公厅正式发文，向义乌下放首批472项经济社会管理权限。
“换上大衣服”的义乌，办事效率、投资环境明显提升，也为其后十几年的发展打下了基础。
一个直观数据：2007年和2008年，义乌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幅12%以上。
一个鲜明案例：2009年7月，原金华海关义乌办事处，正式升格为杭州海关隶属义乌海关。开关当年，小商品年出口集装箱量突破50万个标箱。
·义博会-2022第28届中国义
